探索科尼亚的塞尔柱建筑
不妨将塞尔柱人视为一场运动：一股巨大的水流从远东奔涌而来，裹挟着中亚草原、河中地区、肥沃新月地带与贝特纳赫林的文化沉积，最终在安纳托利亚的心脏汇聚成一片丰饶慷慨的文化三角洲。
在逐步定居小亚细亚的过程中，塞尔柱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发展出别具一格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影响远超出中国与安纳托利亚之间广阔地带的一般规范。
在本篇博客中，每当我们提及塞尔柱人为世界文化遗产带来的新建筑形式或艺术特色时，都应心怀这场迁徙运动，如此方能理解他们在遗产世界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并读懂其时代遗存所蕴含的意义。
那么，他们究竟是谁？塞尔柱人源自中亚突厥部落乌古斯人，他们在10世纪定居于咸海周围。约在1070年代，他们在安纳托利亚的科尼亚建立都城时，仍是半游牧、半城居的社会。游牧的塞尔柱人心中承载着宇宙：游牧者不属于任何一处，他们就是其漫游其上的无尽草原；仅凭一顶帐篷的短暂驻留，广袤天地便是他们的家。在大地与苍穹之间，他们受千种灵性与征兆指引。他们是中介者，是萨满。
其余的塞尔柱人则定居下来；他们是伊斯兰学术的推动者，兴建了众多神学院（madrasa）。他们还建立了“Stat-e”国家，因为他们如今与大地相连，变得“定居”（stat-ic）。然而，他们的信仰尚未完全定型为正统：以穆希丁·伊本·阿拉比、梅夫拉纳·贾拉鲁丁·鲁米、尤努斯·埃姆雷和哈吉·拜克塔什·韦利等苏菲思想家为代表，世界成为“千变万化的舞台”，一切都指向“太一中的多样”。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游牧的世界观相呼应：人在宇宙秩序中的位置即是和谐，这种观念深刻地反映在塞尔柱艺术中，几何图形、行星体系、动物纹样与植物母题以恒久的图案被雕刻出来。
例如，一座《古兰经》读架（rahle），上面饰有双头鹰与狮子图案；门廊设计的拱腹上描绘着亚洲黄道十二宫动物；或是公牛与狮子搏斗的场景（比喻“昼与夜”“月与日”，金牛座与狮子座的星座，光明与黑暗的对立等）。塞尔柱人以此向世界展示了一种真正自由的综合，实现了文化的统一。
阿拉丁清真寺
塞尔柱人这种双重特质赋予了他们一项使其与众不同的品质：他们对城市社会有着极高的包容度，展现出强大的适应力，能够吸收城市社会的典型元素，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
尽管历时仅约250年，且身处一片充满阴谋与密谋、权力角逐不断、外部压力与内部纷争交织的土地上，在11世纪末至14世纪初之间，塞尔柱人却启动了一项罕见而雄心勃勃的建造计划——考虑到他们所处的时代，这尤为不易。据登记记载，他们在安纳托利亚建造了约1100座建筑，其中包括115座清真寺、144座小清真寺（masjid）、64座苦行僧修道院、145座陵墓、135座神学院与医学院、15座达尔库拉（教室）、179座商队驿站（khan/han）、70座公共浴场、49座桥梁、24座喷泉，以及48处宫殿式建筑。上述建筑中约55%仍然矗立，尽管其中一些损毁严重。
这项宏大的实验由共288位赞助人推动，他们全都是苏丹或国家显贵；在后一类中还有34位女性。至于建筑师、绘图师和其他艺术家，在登记在册的60个名字中，只有9位出身安纳托利亚，其余则来自亚美尼亚、拜占庭、叙利亚或伊朗等地。外国艺术家的参与，以及他们自身的文化影响在塞尔柱设计中的体现，表明艺术家在塞尔柱领土上享有相对的表达自由。
科尼亚是一座都城诞生之地，让我们带您回到那个时代。在本文中，您将踏上一段穿越塞尔柱杰出建筑奇迹的旅程，包括阿拉丁清真寺、萨希卜·阿塔建筑群、卡拉泰神学院、细尖塔神学院和扎扎丁商队驿站。
那么，不再赘言，让我们来看看塞尔柱都城科尼亚的一些实例吧！
阿拉丁清真寺以其灰蓝色瓷砖陵墓，成为科尼亚天际线上最显著的景象之一。它建在一座人工土丘之上，这里曾是一处卫城；据推测，建造者可能还利用了遗址上的旧石料。阿拉丁清真寺的建造始于梅苏德一世与克勒奇·阿尔斯兰二世在位期间（约1155年），这一点可从寺内一件黑檀木讲道坛（minbar）得知，它是该时期的遗物，也是安纳托利亚最早有文献记载的罗姆塞尔柱艺术品。清真寺的建造在苏丹伊兹丁·凯卡武斯统治时期继续进行，设计者为来自大马士革的建筑师穆罕默德·本·哈夫拉尼。
讲道坛的一块嵌板上刻有工匠的名字与日期，内容为“由来自阿赫拉特的梅吉·比尔蒂·阿尔·哈吉·阿尔-阿赫拉蒂制作，于拉贾卜月550年（公元1155年）”。这件讲道坛及其装饰意味深长。无尽的植物纹样，辅以木格雕（lathwork）玫瑰花饰与星形图案，以及角落边缘的库法体书法装饰，都确立了人在宇宙存在无穷秩序中的位置，并唤起与之和谐的感受，堪称大师的杰作。此外，请留意这两位工匠的出身，以及塞尔柱人如何将其都城中或许最重要的建筑托付给他们。
清真寺建筑群内有两座陵墓（kümbet，或称“türbe”），一座比另一座更为优雅精巧。第一座为八角形单层建筑，内部空置。这座未完工的建筑是塞尔柱人所建的唯一一座大理石陵塔。
萨希卜-阿塔建筑群
据知，阿拉丁之前的苏丹是他的兄长伊兹丁，两兄弟之间长期不和，其缘由如今已不得而知。第二座陵墓为十边形、两层、圆锥形屋顶，它借鉴了草原传统中“库尔干”（kurgan）墓葬的模式，并融合了巴格拉特哥特式建筑的风格；其灰蓝色瓷砖，正是您从外部初次望去时最引人注目之处。如今，它被称为“苏丹陵墓”，因为自克勒奇·阿尔斯兰二世以后的所有苏丹都安葬于此，唯独伊兹丁除外；他的墓似乎孤零零地位于别处，很可能在锡瓦斯的迪夫里伊大清真寺。
萨希卜·阿塔·法赫雷丁·阿里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在塞尔柱苏丹国抵抗蒙古入侵、即塞尔柱末期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其长达40年的任职期间，萨希卜·阿塔资助兴建了18座建筑，仅次于在世时委托兴建26座建筑的阿拉丁·凯库巴特一世。为其建筑群（külliye）服务的两位建筑师有文献记载，分别是卡卢扬·埃尔-科内维和科吕克·本·阿卜杜拉。萨希卜·阿塔本人出自埃尔-科内维家族，至于第二位建筑师的身份，我们暂且留待以后再谈。
萨希卜-伊-阿塔清真寺约始建于1258年，是一组建筑群，由清真寺、陵墓、哈纳卡（客房）和哈马姆（浴场）组成。这一建筑最引人注目的精妙之处之一，在于其门廊：角落壁龛上装饰着华丽的石雕，用于安放饮水喷泉；钟乳石状的穆卡尔纳斯（muqarnas）拱饰，边缘镶嵌库法体书法，门廊框架顶部则饰有装饰带。门廊现存一座宣礼塔，由石材、釉面砖与蓝色瓷砖建成。它是塞尔柱建筑中标志性双宣礼塔门廊的重要先驱。
细尖塔神学院
再往里走，陵墓（türbe）、哈马姆与哈纳卡以其耀眼的华丽令人目眩。这里有石材、木材、砖块和瓷砖工艺的最绝美图景，依照突厥与苏菲的世界观及相应技艺加以布置。此外，上述每一处建筑都融入整体建筑群之中，并采用了塞尔柱人发明的四伊万（iwan）设计，营造出一个世界之中的世界之感，形成建筑群平面中的一种分形结构。这暗示着整个存在空间在宇宙秩序中的平衡。当您参观哈纳卡区域及其穹顶，看到穹顶上的镂空孔洞时，砖与瓷砖拼合的马赛克式图案会让您油然生出与这一秩序合一的感受。
遗憾的是，萨希卜-伊-阿塔建筑群曾两次遭遇灾难性火灾。尽管如此，得益于修复工程，它的壮丽依然留存，而一旦您亲眼见到它，便会难以抗拒它的磁力。
细尖塔神学院是萨希卜·阿塔的另一项作品，其建筑师同样是科吕克·本·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一名通常取给那些出身外来族群的人，而“科吕克”的发音与“科卢克”相近，因此有观点认为，来自阿尼的亚美尼亚建筑师兼石匠加卢斯特（发音为“卡卢克”）即是科吕克本人。这并不奇怪，因为在1072年之后，许多来自阿尼的建造者与工匠受雇于塞尔柱的赞助体系。
观察神学院的门廊，可以看到其外墙以巴洛克风格雕刻石材，这是一种精致而华丽的艺术形式，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门廊上有一条螺旋状的库法体饰带，以及两棵对称的生命之树，其根部为棕榈花饰，并附有新月图案，这一装饰与奇夫特·米纳雷利神学院的双头鹰与生命之树图案直接相呼应。不同的是，细尖塔神学院门廊上的鹰，似乎被顶部饰带的曲线抽象化了。进入建筑内部，双宣礼塔的设计在此再次出现。然而，由于塔身过高，加之一次雷击造成的不可抗力，第二座宣礼塔再次缺失；因此建筑得名“细尖塔”（İnce Minareli），即一座只有一座纤细而优雅宣礼塔的建筑。建筑外部为石材，内部则为砖砌。
穹顶以釉面砖排列装饰，采用松石绿、棕色与深蓝色，形成无尽的几何图案。由釉面砖垂直排列而成的交错锯齿纹与巴克拉瓦（baklava）图案，酷似突厥地毯的纹样。在环绕穹顶鼓座的宽阔基座上，以松石色瓷砖编织而成的库法体铭文重复着“al-mulku lillah”（一切属于真主）一句；原先穹顶顶部曾是一座巨大的天窗。
就用途而言，神学院是一所神学学校，最初由大塞尔柱宰相尼扎姆·穆尔克创立，旨在统一伊斯兰教育。作为寄宿学校，这些建筑设有供学生居住的房间，这一点在此处同样可见。
卡拉泰神学院
此外，如今细尖塔的一部分已被隔出，用作石材与木雕博物馆，因此请务必抽出时间一并参观！
卡拉泰神学院与细尖塔颇为相似，但其门廊更为朴素，内部却更为华丽。然而，这并不减损门廊所能传达的表现力。与前面的门廊相比，卡拉泰神学院还使用了穆卡尔纳斯，即在门廊入口处由中空钟乳石构成的拱顶设计。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与阿拉丁清真寺门廊上的灰白大理石镶嵌带一样，卡拉泰神学院也采用了同样的镶嵌带，这表明两座建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考虑到卡拉泰神学院的建筑师身份不明。不过，相似的编织纹样被认为是一种叙利亚结纹：还记得来自大马士革的穆罕默德·本·哈夫拉尼吗？
据知，这所神学院是少数能够确定由另一位塞尔柱宰相——杰拉勒丁·卡拉泰委托兴建的建筑之一。卡拉泰普遍被视为深受众人爱戴的人物，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记载中都以敬重之情提及他。卡拉泰神学院是这位政治家所建三所神学院之一；然而，由于他性格谦逊，他不愿将自己的名字题写在任何地方，除非被要求，这体现出他慷慨而坚定的品格，宁愿保持匿名，谢绝一切荣誉。
神学院的穹顶在四角以先知的名字装饰，穹顶鼓座周围又环绕着书法。穹顶的帆拱结构及相关装饰，使学者们认为它体现了“宇宙帐篷”的理念，是苏菲传统与草原传统之间的一种调和。
如今，神学院的部分区域被用作科尼亚博物馆的瓷砖展区，您可以在此进一步细致探索塞尔柱伟大的瓷砖艺术与工艺。
扎扎丁驿站（商队驿站）
过去，旅行是一件颇为艰辛的事，但它对于通讯、贸易和朝圣而言却必不可少。可以说，风险最大的群体是商人，因为他们不仅可能丢掉性命，还可能失去货物、个人财物和牲畜。因此，为了保证人们能够安全地从一地抵达另一地，塞尔柱人发展出了商队驿站（caravanserai，字面意为“商队的宫殿”），或简称“汗”（han）。这些驿站的间距约为商队一天能够行走的距离，约30公里。驿站提供三天的免费住宿与餐食服务；此外，驿站内设有隔间以便开展宗教活动，还雇用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员，如宗教人士、厨师、铁匠、裁缝、兽医、鞋匠等。若从远处望去，由于建筑外形，人们很可能误以为它们是城堡，这也反映出人们对这些建筑的珍视。
据知，此类设施在塞尔柱人之前就已存在，但就规模、设计、功能和所提供的服务而言，它们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贸易活动备受重视，以至于塞尔柱人自从首次控制安纳托利亚起，就向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商人都给予优待，降低税赋，确立自由通行的权利，并在商人于旅途中遭受伤害时给予赔偿。此外，代尼兹利至阿勒拉（多乌巴亚济特）之间的商路长约2500公里，同样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预备名录，沿途共有179座已知驿站，即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个庞大的数字。
我们提到的这座驿站名为扎扎丁驿站，由另一位国家官员“萨德丁”·穆罕默德·本·科佩克所建；由于当地人无法准确念出外来词“萨德丁”，这个名字在方言中被讹读为“扎扎丁”。科佩克也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据我们所知，他曾受阿拉丁·凯库巴特一世雇用，担任建筑师，兴建了一座如今已成废墟的宫殿，名为库巴达巴德，位于贝谢希尔湖附近。然而，他如何成为宰相却不得而知。在他的时代，科佩克被国家官员形容为“土地的祸害”，但他却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科佩克曾是支持吉亚塞丁·凯胡斯罗夫二世登基的人之一；然而不久之后，他积聚了过多权力，开始清除国家官员，其中包括一位阿塔贝格（总督）、一位宰相和一位塞尔柱将军。他声称自己是凯胡斯罗夫一世的私生子，企图夺取王位。不久，他在凯胡斯罗夫二世安排的一场宴会中被暗杀。当您参观扎扎丁驿站时，请发挥想象力，看看他在世时所掌握的权力有多大，他唯一的建筑，正是科尼亚最大的商队驿站！
